谷爱凌在冬奥赛场上的亮眼表现或许再度凸显了海外华人的价值，但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价值会转化成国籍政策的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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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即将结束，但在美国出生、已经为中国夺得一金一银的谷爱凌究竟持哪国国籍，这仍然是个谜。国际奥委会要求代表各国参赛的运动员必须是该国公民，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却说运动员在获得中国国籍或中国永居权的情况下都能代表中国参赛；中国不认可双重国籍，但美国媒体发现冬奥组委会官网上删掉了对谷爱凌已放弃美国国籍的描述。这位运动员自始至终对国籍问题讳莫如深，令部分中国网友愈发质疑她是否被特批保留美国护照。谷爱凌国籍受到的关注也令许多人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双重国籍在中国仍然是个禁区？
历史上，特别是在各国战事频发的阶段，大多数国家对双重国籍都曾经拒而远之。但随着战争逐渐减少，人口流动加速，以及各国对人才和资金的需求，对双重国籍的接受度已经显著提高。有研究援引相关数据称，1960年全球不到三分之一的国家接受双重国籍，今天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75%。连因为冷战的历史原因而坚决抵制双重国籍的俄罗斯，两年前也推出法律，取消了归化公民入籍俄罗斯前必须先放弃现有外国公民身份的规定。
美国最高法院在1967年推翻了禁止双重国籍的法律，目前国籍法的态度是既不正式承认但也不对此采取行动，不过双重国籍同样曾经是个有争议的话题，2012年，时任国会议员米歇尔·巴赫曼通过婚姻关系加入瑞士籍曾引发轩然大波，最终导致她放弃了瑞士籍。在时报观点版以此为主题展开的辩论中，多位美国专家学者对双重国籍问题也是各持己见。这类争论主要针对政界，在实际行动中美国人对国籍的态度则更为务实。疫情期间许多美国人产生了“多个国籍多条路”的想法，申请外国国籍的人数有所增加；出于避税等原因放弃美国国籍的人数同样创下纪录。
反观中国，距离接受双重国籍则似乎越来越远。中国最早的国籍概念来自清政府编定的国籍条例，这一基于父权和血缘法的法律规定“国籍随父”，且对放弃国籍有严格限制，导致很多海外中国侨民在实际上拥有了双重国籍，无论是否出于他们本意。到了1950年代，受冷战的时代背景影响，同时为了避免海外侨民在排华风潮中受损，在时任总理周恩来的指示下，中国开始允许海外侨民放弃中国国籍。1980年，中国颁布了自共产党建国以来的首部国籍法，明文规定不认可双重国籍，这套法律一直沿用至今。
改革开放后，定居海外的中国移民人数大增，这一群体中蕴藏的巨大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以及他们在外交上可能起到的润滑作用引起了中国国内一些智库和部分“两会”代表的关注，开放双重国籍的呼声曾经一度高涨。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现名全球化智库）主任、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2009年就曾撰文呼吁推进双重国籍，文中说：“我们仅仅需要一个政策上的变动，就可以提高外籍华人对中国的向心力，进一步形成中国对外全方位交往的新生力军。”
但现在看来，事情的走向与王辉耀当年的建议完全是背道而驰。中国政府对取得外国国籍的中国移民注销中国户口的执法日渐严格。香港身份曾经被视为保留双重国籍的“后门”，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去年初明确强调，香港居民必须遵守中国国籍法，香港不认可双重国籍。2017年时，曾有媒体报道和讨论意在为海外华人回中国提供方便的“华裔卡”，但遭到官方否认，也没了下文。另一方面，中国安全官员有时在执法中会对外籍华人实施限制出境，这似乎又模糊了国籍的概念，将外籍华人视为中国公民对待。
谷爱凌在冬奥赛场上的亮眼表现或许再度凸显了海外华人的价值，但目前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价值会转化成国籍政策的松动。换句话说，海外华人的价值会不会得到利用或将如何被利用，都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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